从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到化学小分子诱导人体细胞实现重编程；从国际首次实现光子的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态，到首次揭示月球背面存在年轻的岩浆活动；从“中国天眼”发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到“拉索”确认首个超级宇宙线源……
“十四五”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基础研究体系，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整体实力和学术水平显著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展望“十五五”，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表示，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加强基础研究，既要持续提高投入比重、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也要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强化人才培养。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活力，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方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筑牢根基。
重大成果频现
2025年11月19日，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地下700米深处，江门中微子实验（JUNO）正在悄然运行，捕捉着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的“幽灵粒子”。
当天，原本寂静的实验大厅内掌声雷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此发布JUNO建成后的首个物理成果：依托运行59天获取的数据，JUNO合作组成功测量了两个“太阳中微子振荡参数”，比此前实验的最好精度提高了1.5到1.8倍。
“JUNO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如此高精度的测量，表明探测器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预期。其前所未有的测量精度使我们可以很快确定中微子质量顺序，检验3种中微子振荡框架，寻找超出此框架的新物理现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JUNO合作组发言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贻芳说。
这是我国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快速发展，加速进入“从0到1”突破期，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众多成果的背后是我国基础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投入的快速增长。
——修订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不断完善科学基金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原创研究，让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中国科学院制定的“基础研究十条”，提出致力于使命驱动的建制化基础研究，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提供科学基础和关键核心技术支撑。
——“十四五”期间，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6.5%提升至7.08%，创历史新高。
“‘十四五’以来，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捷报频传、亮点纷呈，一系列重大原创成果接连涌现，反映出我国基础研究正加速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能力提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说。
加强顶层设计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王贻芳近年来持续关注基础研究领域，并多次就完善基础研究体系提出建议。如今，加强基础研究布局等内容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王贻芳很受鼓舞。
《建议》明确，“十五五”时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
“基础研究是催生原始创新的源头活水。”王贻芳认为，《建议》将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正是着眼长远、打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的战略抉择。
对于《建议》提出的要求，王赤有着自己的深入思考。他认为，“战略性”强调基础研究必须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解决“为什么研究”的问题；“前瞻性”要求对世界科技发展大势进行超前研判和布局，力争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把握“研究什么”的主要方向；“体系化”则是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从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应用的全链条攻关，构建“如何研究”的组织保障。
“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勾勒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的完整图景。唯有协同发力，方能形成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新格局。”王赤说，这就要求科学研究必须紧扣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科学家不能只被动响应，而应具备前瞻视野，主动布局未来，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王贻芳的观点与之形成呼应。在他看来，“战略性”锚定的是那些具有重大科学意义、能在本领域甚至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任务；“前瞻性”则体现为基础研究必须能够引领未来，而不是跟在别人身后亦步亦趋；“体系化”的要义，在于基础研究必须覆盖整个领域，不能只盯着几个热点。
谈及体系化布局与自由探索的关系，王贻芳强调二者并不矛盾：“自由探索是基础研究的灵魂，体系化是在这个灵魂之上寻求平衡。从国家的角度来说，需要的是领域的平衡、整体的发展和系统的布局。”
完善投入机制
2025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传来好消息：腾讯公司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无偿捐赠5亿元，用于资助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博士研究生项目）。这是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的又一典型案例。
“十四五”时期，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础研究经费从2021年的181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78亿元。在总量跃升的同时，投入结构也在悄然优化，多元化投入机制正加速形成。
目前，一些社会力量已积极主动采取设立研发基金、组建创新联合体、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基础研究。比如，腾讯2022年启动“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计划投入100亿元，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基础研究经费的持续增长，彰显了国家强化原始创新的决心。基础研究是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事业，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但他们也坦言，当前超过90%的基础研究经费仍依赖财政投入，企业和社会资本占比依然偏低。
“尽管已有部分社会力量参与到基础研究中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贻芳建议，“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或企业家设立基金会，由基金会这类专业机构来支持基础研究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纳米智造研究院院长赵宇亮看来，“十五五”时期，企业在基础研究体系中应扮演“场景应用驱动的科学难题出题者与共同解题人”的角色。
“如果企业完全自己开展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效能低。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基础研究队伍，依托高水平的高校、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才是上策。”赵宇亮说。
培育青年人才
今年2月2日，何梁何利基金2025年度颁奖大会举行。安徽工业大学校长曾杰获“科学与技术创新奖（青年创新奖）”。曾杰主要从事二氧化碳催化转化技术研究。
谈及获奖感受，曾杰言语间满是感恩：“正是国家为我们搭台铺路、让青年科研人员敢于挑大梁、当主角，才有了我今天的学术收获。”
加强基础研究，青年科技人才是关键。“十四五”时期，通过制度化、持续性的支持，我国对基础研究领域青年人才的扶持力度持续加大。
《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
“基础研究领域要培养的不是论文‘运动员’，而是科研‘思想家’。真正的基础研究人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脱颖而出。”曾杰建议，“十五五”期间，在国家层面设立“基础研究人才慢基金”，专门支持被传统选拔机制遗漏、但经同行强烈推荐的“非主流”人才，给予长周期无考核支持，用制度化的“容错”，守护科学探索的“可能”。
“‘十五五’时期，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要赋予青年科技人才‘挑战的底气’。”王赤认为，首先要加大长期稳定支持，提升青年科技人才的资助项目数占比和资助强度；二是改革评审机制，从“看资历”到“评创意”，真正“破四唯”；三是构建容错环境，鼓励“理性的冒险”，通过包容失败的制度文化赋予青年科技人才挑战极限的勇气。
优化评价机制
2025年2月，凭借在随机几何和统计物理领域的成果，35岁学者孙鑫入职北京大学一年半，就从长聘副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
“探索数学王国，既需要强烈的好奇心，也需要执着的恒心。”孙鑫说，学校在职称晋升、学术活动等方面尽力为青年教师提供便利和支持，让自己对未来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充满信心。
孙鑫的成长经历，正是基础研究评价体系改革成效的生动注脚。为激活创新的“一池春水”，《建议》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
针对基础研究评价体系改革，王赤建议，“十五五”期间，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差异化、长周期评价体系，彻底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奖项及其变异体，推行代表作制度，并引入国际同行评议，重点评价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及学术影响力。
“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非共识性，难以预测。”王赤认为，在资源配置方面，设立“颠覆性创新专项基金”，采用分阶段、滚动支持机制，明确清晰的“里程碑”节点；在项目管理或容错机制上，要选对和相信科研人员，减少行政干预，采用责任专家负责制；同时，建立“失败”价值评价体系，对中途终止的项目，重点评估其过程数据、知识积累、方法创新及对后续研究的启发性。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眺望，基础研究的蓝图已铺展开来。从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的顶层设计，到多元投入、分类评价、青年托举的微观破题，每一步改革都在为原始创新松绑，每一次突破都在为高质量发展蓄能。基础研究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而成为国家战略与科学前沿交织、社会力量与政府投入共振的时代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