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从教师队伍建设的突破性提升，到“双一流”“双优”“新双高”三线并进的高校分类发展新格局，再到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力度的持续加大，每一项部署都在重塑高等教育的底层逻辑。为此，本报特邀请多位高等教育专家，围绕总体变化、教师发展、高校分类及拔尖人才培养四大维度，解读《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背后的深层时代变革。
■张端鸿
近日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第一个中期施工图，不仅提出了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安排，也清楚揭示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的几重时代之变：战略定位之变、运行逻辑之变、资源布局之变、学科专业之变、人才培养之变、开放格局之变和治理方式之变。
在笔者看来，高等教育已经被推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关键位置，未来5年，高等教育能不能真正顶上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强国建设能不能从宏大蓝图转化为现实支撑。
战略定位之变，是从教育系统内部走向国家战略全局。过去谈大学，更多谈学校、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今天谈大学，已经不能离开科技自立自强、人才自主培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这些大命题。《规划》把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际上是在重申一个基本判断：高等教育不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后端环节”，而是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源头支撑。高校当然要办好教育、培养学生，但它的使命已经明显外溢到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大学的价值，也不能只看论文、项目、排名和学位点，还要看能不能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不能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能不能在重大任务中作出真实贡献。
运行逻辑之变，是从同质竞争转向分类发展。长期以来，不同类型高校常常被推到同一条赛道上竞争。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高职院校，本来基础不同、使命不同，服务面向也不同，但评价体系往往高度相似。过去，大家都在拼论文、拼项目、拼“帽子”、拼博士点、拼排行榜，结果是研究型大学未必真正面向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不安心服务区域产业，高职院校也总想向普通本科的评价逻辑靠拢。《规划》强调分类办学、分类发展，真正要改变的正是这种“千校一面”的发展惯性。一个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不应该让所有学校都追求同一种形态，而应该让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各有赛道、各有标准、各有价值。问题在于，分类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名称上，只有拨款方式、评价标准、资源配置和社会认可同步调整，分类才不是纸面分类，而成为真正的制度分类、运行分类。
资源布局之变，是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扩容。《规划》释放出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的信号，但这不是上一轮意义上的简单扩招，而是更强调结构性扩容。一方面，要增加高水平大学、优势学科和理工农医类人才培养容量，特别是有序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另一方面，新增资源要适度向人口大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这背后有两层含义：一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二是通过增量改革缓解优质高教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过去优质高校和优质学科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城市，既影响教育公平，也影响区域发展。通过新增资源调整布局是比较务实的路径，但扩容不是简单把指标加上去。理工农医类专业培养成本高，其研究生教育对导师队伍、科研平台、实验条件和实践基地要求更高。如果财政投入和办学条件跟不上，扩容就可能带来质量稀释。高等教育下一步不能只解决“能不能进来”的问题，更要解决“能不能培养好”的问题。
学科专业之变，是从学科惯性转向战略牵引。过去高校设置专业、发展学科，往往更多看校内条件，有没有师资、有没有传统、有没有学位点、有没有办学基础。这种逻辑并非没有道理，但面对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快速变化，单靠学科自身循环已经不够。《规划》提出建设交叉学科中心，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鼓励高校超常规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缩短学科专业调整周期，并将就业状况与招生计划衔接起来，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高校学科专业不能再慢半拍。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培养方案还停留在旧知识体系；新兴领域人才紧缺，一些低效专业却仍维持较大规模，这种错位必须调整。但战略牵引也不能简单等同于短期跟风。就业红黄牌有必要，但就业数据有真实性、完整性和周期性问题，不能把一时就业冷热当成专业生死的唯一依据。好的学科调整机制，应当既能回应国家急需和产业变化，又能尊重学科规律和长期积累。
人才培养之变，是从校内循环转向开放协同。《规划》中关于项目制育人、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强化科研机构和企业人才培养功能等部署，都说明未来人才培养不能只在课堂、教材和论文中完成。过去高校培养人才，更多是课程体系内部循环：上课、考试、写论文、拿学位。这种模式对知识传授是有效的，但对工程实践能力、跨学科协同能力、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培养还不够。真正的高层次人才，往往是在真实问题、真实项目和真实平台中成长起来的。未来高校要更多与科研院所、创新平台、行业企业共同培养人。大学不是唯一的培养主体，而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组织者和连接者。相应的，高校评价也要从单纯看论文、项目和奖项，转向看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创新产出和服务贡献能力。
开放格局之变，是从追赶对标转向主动塑造。过去很长时间，我们讲高等教育开放，关键词是学习、引进、对标，如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派学生出国深造、对标世界一流大学。这一阶段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但今天，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都已发生变化。全球科技和人才流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中国高校规模日益扩大，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明显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提出打造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增强我国在数智教育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等重点领域的引领力，就不只是继续“向外学”的问题，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组织教育资源、贡献中国方案。真正的教育强国不能只是跟跑世界一流，也要在若干领域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和组织力。
治理方式之变，是从项目驱动转向制度支撑。《规划》提出了很多新任务、新项目、新举措，但高等教育改革真正的难点从来不是有没有项目，而是制度能不能跟上。分类发展需要分类评价支撑，结构扩容需要财政投入支撑，学科调整需要数据治理和质量监测支撑，产教融合需要校企协同机制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也需要数据安全、算法治理和公平保障支撑。如果制度安排不到位，再好的政策目标也可能在执行中变形。因此，尤其需要处理好几组关系：扩容与质量、服务战略与守护学术、分类改革与身份惯性、数字化效率与教育公平、国家牵引与高校自主。高等教育越是被赋予战略使命，越不能只靠行政推动和项目叠加，而要靠稳定、清晰、可持续的制度体系来支撑。
由此看来，“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的变化不是某一个政策点的调整，而是发展逻辑的整体转向：从教育系统内部循环转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从高校自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结构和贡献并重。
方向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地。高等教育能不能真正成为教育强国的战略支点，不取决于《规划》文本中有多少新提法，而取决于后续投入机制、评价标准、资源配置和治理体系能不能真正跟上。只有制度跟得上，大学才顶得住；只有高等教育真正顶上去，教育强国的战略支点才立得起来。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