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丁列明提交了《关于抓紧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及不再鼓励晚婚晚育的建议》，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去年和前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也有代表提出类似议案。
由于话题与年轻人直接相关，所以引发的讨论可谓热烈。不过，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大部分网友，对该建议表示难以接受。许多网友认为，这是导致提前催婚的节奏，让父母在催婚时变得更有理由。从数据来看，晚婚晚育已经从过去的“政府提倡”变成今天的社会自主决定。以上海为例，2015年的数据显示，上海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这一数据比2005年分别增加了5岁和5.4岁。
上海是中国工业化完成最早的地区，上海的各项指标常常可以作为其他地区未来5-10年社会状况的一种预演。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即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此外，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了26.8岁。实际结婚年龄的不断提升，在未来可能还会继续。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女性初育年龄的不断提高，势必降低新生儿的总规模。例如，在100年之内，如果女性初育年龄是20岁，能够生产5代人，而如果初育年龄推迟到25岁，则会只有4代人。然而，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刺激生育意愿进而带动人口增长，促进人口结构的改善，也只是提出建议者的美好愿望，即便建议被立法机关接受，也不会构成任何法律义务和道德负担。事实上，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晚婚、晚育甚至部分群体选择不婚、不育，都将成为常态，而即便是婚姻，也未必一定导向生育。
当然，从优生优育角度，适宜生育的年龄窗口期是确定的，如果提高法定初婚年龄，有生育意愿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及早做出规划，特别是有生育二胎计划的家庭。与城市不同，农村地区普遍有早婚传统，至今不乏未达法定婚龄而提前组织家庭、形成事实婚姻，待年龄达标后补齐法律手续之举，倘若能适度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少可以减少农村地区“非法结婚”现象，维护法治的统一和法律的权威。
对于个人来说，结婚和生育终究是一个可以也应该由自己决定的事情，不应该也不会受外界太多干扰。就像法律所明确的，结婚是成年之后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也因此，这项关于修改法定结婚年龄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赋权之举，理应得到赞赏和严肃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