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学技法，在本质上都是作者文学观乃至思维方式的呈现。
一提起《三国演义》对人物的塑造，很多人都会指出其脸谱化的问题，如曹操就是奸诈形象，刘备、关羽、张飞就是忠义英雄，诸葛亮就是鞠躬尽瘁的臣子榜样，黄忠、赵云等武将也是武艺超群，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地追随主公。
确实，与《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相比，《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固定、乃至刻板，也缺乏成长、流变的过程，更缺乏细腻的心理描写，对政治、军事等宏观层面的叙事呈现较多，而对私人生活、情感世界等微观叙事着墨甚少，最终写出“粗线条”的三国故事。还有不少读者认为《三国演义》价值观较为保守，只写古人忠义，缺乏名著该有的批判思想。然而，造成这一切的，真的是罗贯中写作能力方面的问题吗？
问题的答案恐怕没这么简单。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学技法，在本质上都是作者文学观乃至思维方式的呈现。说《红楼梦》文笔好，并不是说曹雪芹仅仅精于文字雕琢，而是他能将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转化为“满纸荒唐言”；讲《水浒传》文学性与通俗性兼备，也不是因为施耐庵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创作，而是他对人性、历史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狭义的作家视角，而是具备政治家谋篇布局的思维，是对民众在元末乱世中的愤怒与挣扎的文学再现。罗贯中也是如此，他让三国人物的形象显得有些脸谱化，也是其创作观念乃至思维方式的体现。
从小说呈现的价值观来看，罗贯中认同传统的伦理秩序。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和蜀汉被视为毋庸置疑的正统，尽管曹魏的实力远远超过蜀汉，罗贯中也认为曹操是篡夺正统权力的小人。事实上，在三国故事流行之前，在主流叙事里，三国的正统是曹魏而非蜀汉，是《三国演义》确立了蜀汉的正统形象，先在民间有巨大影响，而后影响到官方叙事。罗贯中苦心孤诣地强化刘备的形象，绝不书写任何不利于诸葛亮与五虎大将形象的文字，根源也在于此。周瑜可以爱生气，孙权可以军事指挥能力差，杨修可以恃才傲物，司马懿可以被吓得狼狈逃窜……这都是为了反衬蜀汉集团的崇高形象，捍卫罗贯中心中的忠义观念。
这样看来，四大名著里只有《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偏正统的，其他三部都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和打破时代局限性的冲动。《三国演义》甚至有历史循环论和天命论等保守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形象稳定不变这种“写作大忌”反而不那么刺眼了。
罗贯中以脸谱化思维来书写三国人物，从捍卫其内心价值观的目标来看，优点之一是可以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或者说，尽量少体现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多迎合民众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写作思维问题。对此，若不从创作者角度来看，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红楼梦》的自传风格明显，《水浒传》和《西游记》也有很多作者独特的批判视角，甚至有些“反传统”，这都呈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但《三国演义》很明显是从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这也是其通俗性、传播性最强却被不少人诟病“文学性”最差的根本原因。
《三国演义》的书写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但保守和反叛，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很难说孰高孰低。面对朝政腐败、浑浊乱世，我们或许能借《水浒传》来浇心中块垒，但在一个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以及个人精神成长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恐怕还是阅读《三国演义》的价值更大。这其中的隐秘问题就在于：每个人生下来，都希望活在一个价值观稳定、体制力量健康乃至充满正义、高尚氛围的环境里，尽管人性有晦暗之处，社会有惨淡现实，但多数人还是生来向往光明，敬仰英雄，希望自己和社会都向善向好。《三国演义》最大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是维系千百年来国人心灵世界稳定与健康的重要精神要素，是我们民族的宏伟史诗，类似西方文学里《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的强大存在。有了这样的文学之源，我们纵然前行之路布满荆棘，依旧能披荆斩棘，最终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与《三国演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水浒传》，批判精神很强，甚至不乏各种愤怒的“爆点”，如林冲火并汪伦，武松斗杀西门庆，宋江怒杀黄文炳，都是快意恩仇，直到梁山大军击败高俅等人率领的朝廷大军，完成了精神上的彻底叛逆。正如清代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言，《水浒传》是一部“怒书”——水浒故事让人愤懑不平之处很多，但水浒里的绝望与希望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于我而言，《水浒传》就是一部在漫漫寒夜中点燃一束火光的温暖之书，让人在直面黑暗和绝望之后得以释然激愤的情绪。《水浒传》是在真正书写小人物喜怒哀乐与跌宕命运的作品，它距离我们普通人更近。而《三国演义》的世界则是大人物们的纵横捭阖，是需要读者仰视的辽阔时空。经过对比，我们才能在根本上理解三国人物脸谱化的原因，这与罗贯中写作技法的关系较小，更多的是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问题。（黄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