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荣
近年来，高校在我国整体科研体系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国家层面的相关科研投入也日益增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与巨额投入相比，高校在颠覆性理论和技术成果方面的产出效率并不高，其专利成果转化率不及欧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与国内某些以市场需求和实际价值为导向的领先企业相比，高校的成果转化效率也差距悬殊。
在笔者看来，出现该现状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受到“投入不透明”与“唯产出论”的叠加影响，导致科研探索容易偏离本真方向。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以“投入、产出双披露”为核心，重新构建效率导向型指标体系的路径，推动公共科研资源更有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原始创新突破。
困局剖析：评价体系的功能失调及其多重挑战
科研评价体系本应是科技创新的“指挥棒”，但长久以来，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却面临多重挑战。
比如，现阶段的评价体系过度聚焦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显性“产出”，普遍缺乏对科研活动全成本的系统性核算与披露，这部分包括直接经费、人员薪酬、设备折旧及间接管理成本等。这导致“重立项、轻结题”“重发表、轻实效”的激励扭曲，导致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多项实证研究与管理实践表明，我国高校的整体科研创新效率、成果转化率普遍大幅度低于华为等头部企业。这些企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建立了以投入产出效率为核心的评价与决策机制，其目标明确指向市场需求满足、技术壁垒突破与商业价值创造。
相比之下，高校在缺乏成本约束与效率标尺的评价体系下，容易出现科研投入规模大但有效转化率偏低、颠覆性理论和技术突破相对不足的情况。
再比如，当前高校遵循的核心学术评价标准往往被国外商业机构制定的指标所主导。这类指标的设计初衷是服务相关机构的商业逻辑，在引入我国之初，虽然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未必能全面、准确反映科研活动的国家战略价值、社会贡献或长期创新潜力，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和民间机构模仿国外做法，也推出了一些评价指标，但这些指标往往并不披露科研投入成本，容易诱导研究者追逐“热点”，而非研究真正重要的科研命题。
据相关分析，我国科研力量在易发“高影响力”论文领域相对集中，而在光刻机核心光学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论文产出占比偏低。这种由外部指标驱动的“热点偏好”，进一步拉大了科研方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核心瓶颈之间的差距。
此外，评价权的过度外移也导致科研方向与国情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大量资源涌入易于量化、易于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领域，而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安全的“硬骨头”，却长期面临投入相对不足的现实。
破局之道：构建投入产出双披露的效率导向型体系
在笔者看来，要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场系统性改革，其目的是构建一套“投入透明、产出可衡、效率可比”的效率导向型评价体系。该体系的核心逻辑是引入并强化效率导向，借鉴优秀实践，重塑评价标尺。
首先，要破除信息壁垒，建立全成本核算的科研透明机制。在这方面，要强制要求披露项目团队或学者消耗的公共资源总额，涵盖政府经费、薪酬、奖励补贴、设备使用费等全成本，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科研成本核算编码标准，实现跨机构、跨年度数据的可追溯、可比较。
在确保国防等国家特定领域信息保密的前提下，探索设立公共科研投入信息查询机制，增强公共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社会监督。
其次，要构建效率标尺，建立以投入产出效率为核心的科学分类评价体系。
具体而言，应由相关部门牵头成立国家科研评价指导委员会，广泛吸纳战略科学家、产业专家及具有高效研发管理经验的企业代表，明确委员会代表公众行使评价职能，共同设计符合国家战略需求、适应不同类型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指标。为保障评价的公正性与公众信任，必须配套增加资源投入透明度及投入产出效率披露的强制性要求。
在此过程中，还需要实施精准分类评价，强化效率理念。
针对纯基础研究，评价重心在于原创性、理论突破性、学术思想引领性及其长远科学价值。需倚重国内外小同行，尤其是国际小同行的评议，以克服单一量化指标的弊端，避免将效率简单等同于“论文数/投入”。
针对应用基础研究，应关注关键技术突破、产业孵化潜力、国家重大需求问题解决进展。效率评价需结合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及投入规模进行综合考量。
针对应用研发，应重点考核技术合同金额、新产品市场占有率/竞争力、标准制定主导权、专利商用化率等直接转化效益指标。效率计算需清晰关联投入成本与经济、产业或社会效益回报。
最后，强化效率约束，建立基于效率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具体内容包括对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持续监测，建立按学科/领域设定的效率基准参考线，可分为基础、应用基础、应用三类。对于长期显著低于基准线的项目与团队，建立预警、辅导及必要的退出或资源调整机制，同时建立科研信用与效率档案，将历史效率数据作为后续经费申请、人才计划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
体系落地：关键支撑与战略价值
显然，构建投入产出双披露的效率导向型体系并非易事，要确保相关体系顺利落地，需要多方面支撑。
首先是制度层面的保障。有关部门应修订相关法规，明确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项目承担者在投入成本披露方面的义务，以及虚假申报的法律责任，并明确界定涉密科研项目与非涉密科研项目的评价标准与流程。
有关部委还应联合制定颁布《科研项目全成本核算国家标准》，统一核算口径、方法和披露要求，同时建立独立、专业的第三方审计与评估机制，确保投入产出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比性。
其次是技术层面的支撑。具体而言，要建设贯通财政、科技、教育等系统的“国家科研大数据平台”，整合项目库、财务系统、成果库、人才库等；开发智能化评价分析工具，动态生成分类效率图谱、领域热力图等，辅助决策者精准识别高效率领域、高潜力团队及资源配置的优化空间。
最后是价值层面的升华。在这方面，一是要提升科研评价体系的自主性与效率导向，比如借鉴国内优秀企业的效率管理经验，将投入产出效率理念科学融入分类评价，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标尺。
二是要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原始创新活力，改变“撒胡椒面”式投入模式，为孕育颠覆性理论和技术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
三是要增强科研治理的透明度与公信力。透明化的“科研账本”有助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科学家和公众对“学术圈内循环”的质疑或担忧，增强科技治理的合法性和公众信任。
四是要回归科研本源，释放创新潜力，通过科学分类和长周期评价，将学者从过度追求短期、单一量化指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塑鼓励“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生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套体系在落地过程中可能会引起一些质疑。
比如，有人可能会质疑科研资源投入核算是否会加剧行政负担。解除该疑虑的关键在于系统整合与智能化，通过打通现有财政、科研管理、人事、资产等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的自动化采集和汇聚，从而大幅降低基层填报负担。
再比如，基础研究是否会因为难以量化而遭到歧视。消除该疑虑的核心在于尊重分类评价机制的差异。事实上，投入披露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更清晰地识别和支持那些坐“冷板凳”解决重大基础问题的学者及其工作，客观呈现其研究所需的真实成本和潜在长远价值。
此外，尽管本文论述主要聚焦于国内高校，但其揭示的问题、提出的评价体系构建思路与关键机制，及其制度设计也适用于我国各类科研院所，助力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提升公共科研资源的配置效率与创新效能。
（作者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科学报》 (2025-08-19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