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当下，日益增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正成为高校年轻教师工作压力加大进而导致其身心健康受损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些行政性学术评价不仅耗费高校年轻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引发紧张、担忧甚至焦虑等心理问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这里的行政性学术评价，泛指那些由上级管理部门、学术组织等行政主体举办的学术评价活动，诸如各级各类人才计划或人才项目以及各种学术名人、学术成果奖项等。由于行政性学术评价的主体拥有行政职权，这类评价及其结果往往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对高校机构及个人的学术地位、声誉和配套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评价因评价主体与被评对象缺乏直接联系而存在固有缺陷。比如，评价指标过于量化，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反映实际价值和贡献。又如，不同项目指标大同小异，容易造成结果相互叠加而失真。总之，行政性学术评价具有高度权威性，只要其存在，就会成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追求的目标。但也正因为这种评价的高度权威性，更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严格控制数量和规模，防止其作用被泛化和放大。
过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会成为游离于高校教师本职工作之外的另一套评价体系，导致当下的教师评价中存在“干什么”与“评什么”相脱离，乃至“两张皮”现象。按理说，高校教师的工作绩效存在于其所从事的教学和科研等本职工作中，教师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得到良好的工作绩效，当然，工作绩效包括学术评价。然而现实却是，高校教师对本职工作的投入多少和质量情况较少得到真正关注，而良好行政性学术评价结果会被“大书特书”。事实上，高校对教师的评价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行政性学术评价结果。越来越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结果取代了高校对教师本职工作的考评，导致教师需要迎合两套评价体系，不仅增加了工作量，还会因两套评价体系标准的冲突而产生困扰。
过多的行政性学术评价增加了高校年轻教师直接和间接的身心负担。不得不承认，两套教师评价体系对高校年轻教师的影响最大。本质上，行政性学术评价将本应归属于各校管理的年轻教师放到社会层面做比较，这导致高校年轻教师之间产生激烈的学术竞争。绝大多数年轻教师对行政性学术评价避无可避，因为它对年轻教师的学术身份和发展机会影响重大。然而，由于行政性学术评价固有的权威性和局限性，过多的行政评价导致高校年轻教师被裹挟进学术“内卷”的洪流，增加了身心负担。
高校年轻教师的直接身心负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参加各种评价活动的投入。行政性学术评价的标的范围大多宽泛，只要符合条件，大多数年轻教师都会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参加。话虽说得轻松，其实，一旦参加这种竞争激烈的评价活动，前前后后的工作量少不了。同时，年轻教师可能还要为领导、“大牛”参与这种评价承担大量辅助性工作。另一方面，为参加评价活动的平时准备工作。年轻教师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要为这种评价而比拼各种论文、课题和奖项等指标成果。这里不是说教师不需要做教研和科研，而是说仅仅为了参加这种评价而产出自己都认为无意义的“学术成果”，年轻教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心里很憋屈。
高校年轻教师的间接身心负担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评价而在人情世故上花费的精力。年轻教师大多知道要想在各种行政性学术评价中胜出，非学术因素也相当重要。因而，有人会去和关键人物搞关系，有人会在各种学术场合露面，也有人会追求行政岗位。年轻教师为了评价目的而把本该钻研学术的精力花在了人脉关系上，不仅让自身处于浮躁状态，还会给那些不会搞人际关系的教师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为评价中的各种不合理问题而内心苦闷。行政性学术评价容易异化为对教师的“分等级”和“贴标签”，这对落选年轻教师的事业发展很不利，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同时，这种外部评价也容易让学术不端者或投机钻营者有机可乘，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些问题都会严重挫伤广大教师的学术信仰和工作热情，使他们感到失望，导致心情压抑。
近年来，国家文件多次强调要大幅度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评价。行政性学术评价少了，可以减轻高校青年教师参加这种评价的负担，也可以促使高校管理者更多地担负起评价与管理年轻教师的主体职责。对任何人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是一种享受。高校年轻教师大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成才意识，高校管理者要将教育和科研“良心活”的特点体现在对年轻教师的评价与管理中，不简单以“数数字”“量化指标”为考核标准，要以调动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考评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年轻教师营造有利于潜心教学和科研的制度与环境，缓解高校年轻教师的职业压力和身心负担。
《中国科学报》 (2025-09-23 第3版 大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