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文科的价值评价，近年来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摇摆。
一直以来“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文史哲专业被贴上“不好就业”“没有前途”的标签。如今“AI大厂月薪3万疯抢文科生”登上热搜，又有声音说“文科的春天来了”。同一类学科，为何经历如此戏剧性的命运翻转？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评价文科的标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这种摇摆不定，让人想起美国法理学家富勒在1949年虚构的“洞穴探险者案”。五名探险者因山崩被困洞穴，在弹尽粮绝之际，为求生存不得不抽签决定吃掉一人。最终获救的四名幸存者，被初审法院以杀人罪判处绞刑。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五位大法官各自发表了意见——有人主张严格遵循法律条文判决有罪，有人主张案发时他们处于“自然状态”故不适用实定法，有人则因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而痛苦回避。同样的事实，同样的法律，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场思想实验后来由萨伯续写，将法官扩充至十四位，法哲学流派的交锋愈加深邃。
十四位法官的分歧，根源在于他们各自默认的“元前提”不同。所谓元前提，是指一个人进行推理和判断时，那些作为出发点的、往往未经言明的基本假设。伯纳姆法官的元前提是“法律秩序必须被严格遵守”，因此他主张无论情境多么悲惨，法官都应机械适用条文；塔利法官的元前提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他计算一命换四命的净收益，得出无罪的结论；特朗派特法官的元前提则是“人的生命具有绝对不可侵犯的尊严”，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功利计算。
他们的争论表面上是“有罪还是无罪”，深层却是“秩序、福利、尊严”这些根本价值如何排序。而一旦元前提确立，后续的论证便如同顺流而下——看似严密的推理，其实早在源头就已埋下伏笔。
文科评价的反复无常，何尝不是如此？有人说“文科无用”时，默认的元前提往往是：知识的价值应当以直接的经济产出为衡量标准。理工科能造出芯片、修成桥梁、开发软件，这些贡献看得见摸得着，文科的知识则难以直接兑换成物质财富。在这个标准下，文科当然“无用”。
而听闻“AI大厂疯抢文科生”后转而欢呼文科“值钱了”，人们所用的元前提其实并未改变——依然是那个以经济回报为核心的标尺。只不过这一次，文科恰好被技术发展的浪潮卷入了创造经济价值的链条：AI需要懂得情感表达的内容创作者，需要理解伦理困境的价值观对齐专家，需要设计人机交互叙事的用户体验师。
于是，文科突然变得“有用”起来。可一旦技术路径再次转向，资本风口另寻他处，文科会不会又一次被打回“无用”的原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科究竟“有用”还是“无用”，而在于我们用以评判“有用”的那个标准本身是否经过了审视。
一个人评价事物价值的出发点，本应是经过思考的内在选择，如今却常常被舆论热点和社会风向牵着鼻子走。今天看到一篇论证“文科凋敝”的深度报道，觉得言之成理；明天读到一份“文科生薪资逆袭”的数据报告，又觉得扬眉吐气。殊不知，无论是“凋敝”还是“逆袭”，用的都是同一把未经审视的尺子——这把尺子的刻度，刻着的始终是“能不能赚钱”“有没有市场”“火不火”。
而关于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种知识对于理解世界有何意义、一个社会需要怎样的精神生活——这些关乎价值源头的问题，反而被搁置一旁。
正如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苏德超说的，“在理工科有用的意义上，文科也许终归是无用的，但它指向一切有用之物的目标”。一定程度上，这句话揭示了元前提的根本差异：理工科的知识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文科的知识追问“为何做”的答案；理工科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文科审思目标本身的正当性。这不是孰高孰低，而是分工不同。
问题是，在一个习惯于用单一标准丈量万物的时代，这种分工的多样性往往被简化为“有用”与“无用”的对立。倘若一个人从未追问过“我用以衡量事物的这把尺子本身是否可靠”，那么他只能在舆论的风向中反复横跳，今天为“无用”而焦虑，明天为“吃香”而亢奋。
每一种元前提都有它的内在理据，也都有无法回避的局限。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像那十四位法官那样，拿出一份自觉与坦诚，展示自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及审视自己的元前提，使争论超越了意气之争。
所以，文科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取决于我们是不是任人摆布的思想玩偶。若评价事物的标准来自热搜而非自省，来自流量而非思考，来自外部喧嚣而非内心审视，那么不仅文科的命运由人摆布，一个人自身的价值坐标也永远悬在空中。
不妨多追问“我用以判断的这个标准从何而来”“我默认的这些前提是否可靠”，使之成为一种论证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