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通知书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你们不仅仅是学生，也是这个大学形态的创建者，更将会是这个新时代的开拓者、奉献者！”
这家第一年招收本科生的大学，在一些省份的投档线已经比肩众多名校，也超过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
在广东，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物理类投档线超过一些老牌名校；在浙江，首次招收本科生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招生分数线甚至接近浙江大学。
这些被称为“逆袭者”的大学，有一个统一的称呼——新型研究型大学。
第四代大学正在崛起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定位新型的研究型大学。虽然在创校之初，它们没有被直接冠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称号，但有学者指出，从办学理念、学术架构、科研模式、师资来源、运行管理等特征看，可以将它们视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中国式实践。
其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与实践是一个“全球性事件”，是大学面对全球性竞争挑战，适应创新国家建设需求的一种必然选择。
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新型研究型大学属于第四代大学。
他表示，从世界范围来看，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创立的知识传授体系、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确立的科研使命、1904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的社会服务理念，构成了前三代大学的基石。实际上，大学的每一次迭代都呼应着人类文明的跃迁。
“第四代大学的本质是打破传统边界，以颠覆性理念重构知识生产模式，以科技赋能重塑教育生态，以全球协作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徐飞说。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崔延强曾总结，新型研究型大学是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普及化新格局，全球知识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出现的研究型大学的全新模式。这一模式在21世纪以来加速了全球扩散进程。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的兴起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创新导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必然，有助于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大学内外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崔延强表示。
革新教学组织形式
“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第四代大学正陆续出现。”徐飞告诉记者，新型研究型大学通常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办学导向上，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前沿领域，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培养体系。课程设置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与产业界协同设计培养方案，融入实际项目，实行“科研+产业”双导师制。
此外，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建立了“需求预测—供给调整—成果孵化”联动机制，针对“卡脖子”领域定向设立专业。
创新文化培育也是重点。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业精神，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培训和平台。
“通过这些举措，新型研究型大学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推动人才与科技协同发展。”徐飞表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尚未得到清晰界定。从形式上来看，目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都起点高、投入大、小而精、国际化，且定位为研究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这些新大学的定位是办所好大学，满足更多人上好大学的需求。”储朝晖表示。
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大的“新”，应该是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这类大学不是分学科组织教学，而是以问题导向式的、集成的方式来组织教学。它不再以培养具有某一种专业知识的人为目标，而是培养具有探索能力的人。这些人能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生成他的目标和解决问题的路径方式。“我认为，目前一些被称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大学，离这个目标还比较远。这些学校不仅要瞄准前沿科技，还应该在培养人才方面达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储朝晖说。
归类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学校，也不一定会一直“新”下去。
储朝晖表示，很多因素都会影响高校的发展，比如管理因素、效率因素、社会因素等。一些人对这批新大学持观望态度，也是因为一些不确定性：初代校领导“明星阵容”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校领导班子成员更换，学校的办学理念会不会变化？
回归高等教育本质
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持续保持吸引力？
徐飞分析，民办新型研究型大学需重视三大问题：一是避免出资人可能干预学术自由，可参考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设立独立校董会/理事会；二是要建立可持续的资金池，除初始捐赠外，需通过“专利转化收益+校友捐赠+资本运作”等方式增资；三是需要政策配套，争取获得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诸如“双一流”建设高校培育计划、科研平台建设、硕博研究生招生资格等方面的支持，来提升吸引力。
评价体系也是多位专家指出的可能制约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储朝晖表示，如果期望我国未来出现更多新型研究型大学，就要淡化现有评价体系，要改变评价权利过度集中、标准过于单一的状况，让更多学校能够自主地寻找发展道路。
徐飞特别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坚持“不为排名所困，不为指标所役”的理念，在评价标准的革新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成为“破五唯”的先锋。这些大学需以评价改革为支点，撬动人才培养、科研范式和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让大学真正成为思想碰撞、创新涌流的生态系统，而非指标堆砌的“学术工厂”。“这既是回归高等教育本质，也是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中国路径。”徐飞说。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撰文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尚未在现有高校分类框架中确立相应坐标。它们仍存在类型界定尚不清晰、评价标准错位等诸多问题。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采取小而精的办学策略，自身不重规模、不讲量化，但现有外部评价仍然存在诸多年限、存量、体量等方面的评价指标，难以准确衡量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实际创新能力。”施一公表示，这可能导致新型研究型大学为获取生存发展资源而向量化导向评价方式靠拢，进而失去自身的本质特征。
他建议，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评价应突出引领性指标，科学地反映其学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引入系统性指标，以学校为对象进行整体评估，将跨学科人才培养、跨学科协同创新作为重要评价方面；突出发展性指标，既看基础，更看增量，注重体制机制创新与时代变革和国家需求的有效衔接，以评价促改革、促一流，描绘更加适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新型大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