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天昱（广西大学）
近年来，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模式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曾发布《关于2026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报名的通知》，明确提到：“我校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原则上全部纳入硕博贯通培养体系培养”。据媒体报道，2025年，武汉大学扩大接收直博生规模，接收数相比2024年增幅超过50%。复旦大学强基计划学生转2025级拟录取研究生的直博生为64人，占比50%；而在2026级拟录取名单中，直博生的人数大幅提升，高达104人，占比上升至64.6%。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始缩减学硕招生，部分专业甚至暂停招生。各地高校对学硕“直博化”路径的探索正在加快，引发社会对高层次科研人才选拔机制、学生学业职业规划以及教育结构模式调整的广泛关注。
学硕“直博化”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政策逻辑和现实考量。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与自主创新，推动高校加强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这也就意味着，须在更早阶段完成对学生科研兴趣、学术潜力的识别引导，将科研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前移。将学硕定位为“博士教育的过渡阶段”而非具有独立就业导向的学位，有助于提高科研训练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目标导向性，避免传统培养模式中可能出现的资源浪费与断层问题。
在此基础上，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分流也更加清晰。前者更强调学术创新能力的积累与科研潜力的提升，后者则聚焦产业实践问题的解决与应用能力的提升。“直博化”正是对这种分类培养机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厘清人才培养逻辑，为各行业提供更加精准的人才支撑，更好回应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科研人才需求。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学硕直博化”并非没有争议。当“贯通式培养”成为主流甚至唯一路径时，学生个体选择权的保障情况、退出机制的合理完备程度，就成为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毕竟，并非所有学硕都适合也愿意走上博士这条道路，不少本科生对科研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级阶段，而部分高校“入学即直博”的模式，则容易让学生在未充分认清兴趣和能力的前提下被“绑定”。
更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学生在学硕学习过程中萌生“转轨”意愿，却发现并无清晰的退出机制，可能会因此影响学业完成和学历认证，在对个体发展造成障碍的同时也会引发学校管理和评价机制上的混乱。
直博生数量的快速上升，也对高校导师资源、项目供给等培养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科研资源分配与直博生规模的持续扩张无法匹配时，可能出现高学历人才数量上升但整体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的困境。同时，如何实现科研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的紧密对接，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真正服务于国家政策需求，防止出现人才错位，也是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学硕“直博化”的制度设计，最终能否真正助力科研人才培养和关键领域攻关，仍需不断检验和修正。
因此，在推动学硕“直博化”的过程中，高校与教育主管部门还需同步完善配套机制。一方面，应在培养体系中明确中途退出机制和多元转轨通道，在培养过程中通过开展职业规划服务等方式，引导学生在科研过程中逐步明确未来方向，允许学生在硕士阶段适时调整路径，转向就业或选择跨学科跨领域发展，确保“贯通但不封闭”；另一方面，也应加大对学生科研潜质的早期开发引导与动态识别评估，建立兴趣导向和能力导向相结合的选拔机制，而非“入学定终身”。
教育制度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既能服务国家战略，也能回应个体成长需求。学硕“直博化”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但如何在确保科研人才培养效能的同时，留出充足的调整空间和进出机制，也同样考验改革的温度与智慧。在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的同时，也别忘了为学生留一扇“旋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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